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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汉元帝是彻底的失败者，而对他进行救赎的是王昭君，因为只有王昭君站在汉元帝这一边，与奸臣斗争。虽然这斗争是孱弱的，是注定要失败的。 奸臣代表是毛延寿，次要人物是尚书和内常侍。这些文武臣子，平常阿谀奉承，谄媚事君王，危难之际，全是自私自利，苟且偷安，欺君辱主。毛延寿是悲剧的制造者。此人为人卑劣，且以小人之姿态，游走于四方。对于皇帝，阿谀奉承，他让皇帝和真正的儒臣不能见面，以女色迷惑皇帝。对于王昭君，因为没有收到贿赂，就加以迫害。在毛延寿这里，皇帝是幼稚的，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；王昭君是弱小的，必须依附于他毛延寿才能生存。换言之，他毛延寿，掌管着上下的命运。 最可耻的是，毒计败露，毛延寿居然将画像献给番王，挑唆两国关系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。与毛延寿相比，尚书是投降派，懦弱无能。总之，汉元帝出场时候自诩的文武能臣，一个都没有。 唯一提出了反抗的，居然是柔弱的女子王昭君。王昭君的身上，寄托了马致远的理想人格，以儒家自我牺牲为基础，是一个贤良的女子形象。王昭君的第一个特点是美，容貌出众、举止端庄。因为不肯贿赂毛延寿，被点破美人图，最后发配永巷。可见，汉元帝也是虚伪的，肤浅的。有学者指出古代女性的容貌，相当于男性的才华，女子容貌佳却命运苦，和男子怀才不遇是同样的悲剧。从这个角度，王昭君，就是马致远的影子。王昭君遇到汉元帝，说了一番和她的身份并不等同的礼节性话语，这也显示出为了打造一个理想人格，马致远对王昭君的形象，是拔高了的。 王昭君的悲剧性在于，她总是先想到别人，比如父母的恩荣。先是，自己命运不定，却想着为父母争取恩荣；后汉元帝遇到群臣逼迫，主动提出和番。这种国家大义，事实上，好像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平民之家的女儿身上形成。而对于汉元帝的感情，也有些突兀之处。这些问题，恐怕都必须考虑到马致远创作王昭君的初衷——那就是要创造一个理想人格，这理想人格有马致远自己的影子。于是父母成了孝义的代名词，爱父母，就是尊孝义；而汉元帝因为赏识王昭君的美，被认为是知音，为知音而牺牲，是马致远这样的士子愿意的。可惜的是，马致远穷其一生，并未遇到真正的伯乐和知音。马致远何尝不想像王昭君一样，为帝王分忧，建功立业，然而绝不可能，这是马致远最大的悲剧。 王昭君虽然具有悲剧性，但这些悲剧性最终化为一种艺术和人格的美，惊天动地。她的美，美在对故国的深情。走到番汉交界之处，王昭君脱掉汉家衣服，举酒浇奠，唱道： 妾这一去，再何时得见陛下？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。汉朝皇帝，妾身今生已矣，尚待来生也。

说完，投江自杀。自杀本身，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反抗。然而需要指出，王昭君的投江，缺乏内心的挣扎，过于仓促。王昭君在马致远笔下，近乎概念般地活着。她只是马致远理想化儒家人格的化身。当然，也有研究认为，王昭君既有马致远的影子；而马致远或许并不愿意过多吐露自己的心扉，以至于王昭君的形象略显仓促和单薄。此外，元代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，也可能限制了马致远把王昭君的形象推向更加深入。 马致远《汉宫秋》被臧懋循誉为“元剧之冠”。王国维对该剧也评价很高。也许，每一个人的人生，都可能遇到悲哀和绝望，都可能活成汉元帝或王昭君，如何破局，是我们阅读《汉宫秋》之后，或是不得不思考的人生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