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28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《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。在众多权威经济数据中，跟农民工这个群体相关的数据值得关注。从数据中，我们能观察到什么样的变化？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，对农民工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

公报数据显示，去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9562万人，比2021年又增长了1.1%，其中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，增长0.1%，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，增长2.4%。2022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615元，比上年增长4.1%。

事实上，多年来我国农民工总量一直呈增长态势。看近5年，除了2020年，无论是外出农民工还是本地农民工，总量也一直在增长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在增长。截至2021年，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达41.7岁，比上年提高0.3岁，41至50岁的农民工群体占比达24.5%。而在近5年，50岁以上农民工在群体中的占比已经从21.3%上升至27.3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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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障大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？

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强调，要维护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，杜绝一刀切的清退做法。来自甘肃张掖的王玲玲今年52岁，目前在丹阳一家汽配厂上班，主要负责回收整理废品。说到找工作，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一过50岁可选择的工作岗位就明显变少。

王玲玲：儿子还没成家，出来打工贴补一下家里，关键就是岁数大了找不到工作，哪个厂都是不招大龄工。

怎么能够保障这些大龄农民工的权益呢？让我们来听专家解读。

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 张红宇：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，包括建筑工地等一些需要重体力活的工作场景，对农民工或多或少都采取一种排斥现象，这个是必须承认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各级政府，包括劳动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，针对这种现象采取有效的措施，比如提供更多就业机会。这些年我们的第三产业，包括生产性服务业、生活性服务业，包括我们的灵活就业的岗位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以把不适合在建筑工地，或者从事重体力活的农民工，尽量在第三产业采取一种灵活就业的方式，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，让他们有增加收入的机会。这样下来，一方面使工业化、城镇化持续推进，一方面我们一、二、三产业协调融合发展，特别是我们聚焦服务业产业发展的话，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，增加农民的收入，我们也同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。

县域农民工市民化，如何给他们提供更公平的公共服务？

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，“县域”一词出现多达十几次。其中，“深入推进县域农民工市民化”的表述，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出现。当农民工在“家门口”就业时，需要给他们提供怎样更公平的公共服务？

数据显示，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（2014-2020年）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下，到2020年我国已有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。目前，我国仍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和生活，但是未在城镇落户。在相关专家学者看来，目前农民在县城就地变市民，障碍并不在县城落户政策。

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成：这些年我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包括工资制度、医疗制度、教育制度、住房制度都在突破，从政策上已经没有障碍，但是具体落地政策最后一公里，现在各地的情况不一样。

除了职业技能方面的一些差距，目前挡在农民工面前的还有住房、贷款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难点。

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文成：假如他正好居住在县城某个小区，这时候提出来户籍是怎么情况，社保要交多长时间，可能把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挡住。还有住房问题，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建立公积金，所以买房就只能全部靠他自己收入解决。

为此，本月初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》。通知指出，增强县域农民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，尤其是扩大县域公共服务供给，推动县域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达标，加强住房保障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学位供给。

县域经济发展下，农民工就近就业如何更有保障？

县域经济应当怎样发展，才能让这些农民工更愿意在家门口去就业？

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委员会委员 张红宇：发展县域经济，具体讲发展县域经济是我们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，农民工在家附近就地就近就业是未来一个长时期的选择。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，一方面要更快或者更好的夯实县城范围内的基础设施，包括公共服务、子女教育、医疗救助等方面。特别是子女教育问题，怎么样平等地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良好教育。又比如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住房公积金、包括廉租房，解决农民在县城能够住得下来，那么这都是突破口。其实在这些问题方面，在江浙一带，比如浙江，包括福建这些地方都有很好的实践。怎么样把这些地方上的实践经验推而广之，我认为大家应该去总结经验。